家在楚雄的楊女士碰到一件傷心事,丈夫原本是單位的財務主管即財務部副主任,由于隨同單位一名廠長與幾名稅務干部吃飯喝酒,飲酒過量,當天死亡,死亡時才40多歲，她多次向單位提出32萬多元的賠償,可過了1年,也沒能同單位達成賠償協議。楊女士認為，她提出的賠償數額是依照相關的法規作出的,但其丈夫所在單位同樣依據一定的法規，而認定其丈夫死亡非因工傷亡,并認為比照因工傷亡給予12萬余元補償已經是放寬處理。

　　派出所調查：酒后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

　　楊女士丈夫尚某是景谷礦冶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景谷礦冶公司)財務部副主任，景谷彝族傣族自治縣民樂派出所對尚某死亡進行了調查。2009年3月10日,景谷礦冶公司浮選廠廠長孔某某和尚某出于朋友關系,邀約景谷縣國稅局申某某、羅某某等5人到一飯店吃午飯。頭天，孔某某碰到申某某、羅某某等5人，便已經邀約過次日吃午飯。飯前,尚某稱自己感冒便到當地民樂衛生院輸液。席間，申某某、羅某某等5人和尚某以用撲克比大小的方式喝了4瓶52度500毫升裝的“二鍋頭”白酒，后又相互敬酒，喝了3瓶同樣的“二鍋頭”。當天下午16時左右,孔某某送申某某、羅某某等5人到飯店門口，返回結賬，尚某從坐的凳子上滑下睡在地上，被孔某某和飯店老板扶到沙發上睡下，后被接回家睡覺。后來發現尚某情況不對，17時許，尚某在送往當地衛生院搶救過程中死亡。經法醫檢驗，未發現任何外力損傷痕跡，民樂派出所對尚某死亡情況進行調查中認為沒有犯罪事實存在，排除他殺，故依法不予立案。

　　公司明確：出于同情補償12萬余元

　　2009年10月12日，景谷礦冶公司召開了專題會議，確定尚某死亡家屬補償問題。公司董事長等多位管理者及楊女士均參加了會議。公司與會人員明確尚某屬非因工傷亡，對于對死者家屬的同情，公司領導決定，比照因工傷亡待遇進行補償。即補償喪葬補助金、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補助金，此3項按照國家及省工傷補償的相關規定計算，即合計補償120506萬元，公司會議同時明確此前承諾支付的14000元家屬困難補助仍然有效。

　　法律工作者：死者是因工意外死亡

　　死者的妻子楊女士就賠償事宜請了法律服務工作者周先生，周先生代表家屬提出的看法是尚某死亡是因工作需要，是在工作需要過程中發生了意外傷亡，景谷礦冶公司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他說，即使是比照因工傷亡補償，根據國家《安全生產法》相關規定“因生產安全事故造成從業人員死亡的，家屬除依法獲得工傷保險補償外，單位還應向其一次性支付死亡賠償金，賠償金的數額按照不低于本省上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倍計算”;周先生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《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之規定“受害人或死者近親屬遭受精神損失，還應補償精神損害賠償金”，又依據我省精神撫慰金標準最低可以賠償10萬元，認為家屬可以提出10萬元精神賠償金，此2項合計322992元。

　　記者向楊女士及公司方面了解到，參與吃飯喝酒的幾名稅務人員也曾給尚某家屬總共補償了20萬元。

　　記者調查：補償和定性成為雙方焦點

　　家屬認為，既然比照因工傷亡，在認可按照工傷保險補償外，怎么不遵照國家安全生產法規定支付“20倍”的一次性死亡賠償金呢?針對楊女士的疑問，景谷公司方面向記者解釋說，比照因工傷亡，依據工傷保險補償本身已經是最大限度地撫慰了，但不適宜按安全生產法的規定處理，因為尚某死亡不是在生產環節出現的事故，“20倍”賠償既是撫恤受害人或家屬，又是對出現安全生產事故的加倍處罰，公司不應受這樣的處罰，也就是不該支付“20倍”賠償金，再就是不該支付10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金。

　　景谷公司方面多個部門及負責人在昆明向記者介紹說，尚某是跟朋友喝酒，并非公司派出去應酬;二是那幾名稅干都不負責聯系景谷礦冶公司的稅務業務，公司也就只能定性是非因工死亡，由于不符合條件，而不能向勞動保障部門申報因工死亡。

　　楊女士針對丈夫屬非因工死亡的這一定性提出異議，“我丈夫一是被公司的浮選廠廠長喊去和用車子拉去喝酒的，二是我丈夫因工作崗位職責的特殊性，公司稅務業務往來也常是他負責接洽，即使是朋友關系，也是為了公司的稅務工作，如果不能說是直接因工，起碼也是間接因工死亡的。”